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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学者通过考察行政执法的制度史，试图梳理出行政执法的演进轨迹与机制构建中存在的问题。

在利益衡量时，法院也缺乏客观的判断标准，多数只分析言论自由的价值而不考察人格权的价值，甚至存在言论自由绝对优先于名誉权的主张。当此种前提条件不存在时，联邦宪法法院就有权调整合同。

与宪法中的环境规范相比，绿色原则中的节约资源体现了从个人角度出发对私法主体的要求，这是在宪法层面表达环保价值时所不及之处。[49]用基本权利中的价值个别地控制民法规范，得出与传统不同的解释结论，难免造成民法体系融贯性程度的降低。对于儿童来说，一定程度的法律交往，如与同龄人交换物品、进行额度较小的购物等，对其心智的开启、人格的塑造、生活能力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本文的梳理相对于高度发达的民法教义学而言，难免是相当粗疏的。此类基本权利在适用时应首先考虑民法是否已经对相应问题作出了价值判断，在参照民法价值选择的基础上发挥补充性而非替代性的功能。

[30]这种试图消弭无行为能力与限制行为能力分界的观点是否妥适，或许尚待讨论，但也揭示出宪法一般人格权相比于以侵权法为基本构造的民法一般人格权，其观察视角与应用方式均有所差异。[4]但伴随着基本权利私法效力扩张而来的，则是对其负面影响的忧虑。《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概括委托之所以为授权立法所禁止，是因为不符合权力分工，行政篡夺立法权不符合授权明确性。西方多数国家授权立法的理论依据是人民主权和权力分立。三、授权立法的事前审查标准更名后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负有双重审查职责，既负责事前立法审查，也负责事后合宪性审查。国务院依据授权决定所立之法亦应接受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3]参见[日]芦部信喜、高桥和之:《宪法》(第3版),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261页。所谓标准，是指授权决定规定的具体指标。

但是，禁止转委托并非绝对，特定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再行委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查授权决定和立法之时，须依据原法律规定的程序及标准审查，使其符合信赖保护原则。2020年8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的决定》。[2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1年10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公报》2021年第7号,第1315页。

后者指授权立法须符合党中央方针政策、宪法与法律。其理论基础为人民主权和民主集中制，规范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立法法》。第二，授权立法须遵守法定程序。英国法理论认为，授权立法依据个别的法律规定、受个别的委任，而无一般性的、概括性的授权。

这种委托系空白委托,已经超出了委任立法的概念，属于违宪。简言之，应总结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查授权立法决定的经验，参考国外相关理论，建立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授权立法审查理论。

国务院不得将授权事项再授权给下级行政机关，其规范依据是《立法法》第15条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须作出授权决定，该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国务院依据授权决定再行立法。

其八，授权是有期限的。(三)立法机关监督我国授权立法须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并接受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审查，其依据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监督权。只有当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就特定事项制定法律，但却没有制定法律之时，才可以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我国全国人大代表曾经在提案中要求全国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其中蕴含着空白委托禁止原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授权决定作出审查，认为决定草案是可行的。自由的行使不得有损于自由本身,如果行使权利的结果有损他人、公共利益，或者攻击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偏离了权利目的，应予禁止。

实践中，由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只审查授权决定，未对国务院依据授权决定所立之法进行审查，本文仅就审查的一般原理与标准予以说明。[9]但是,日本最高法院认为由于人事院规则并无任何逾越国家公务员法规定所委任的范围之处,且形式亦无违法,故欠缺得主张其违反宪法第31条的前提(日本最高法院昭和33年的判决,1958年)。

其二，废弃请求权保留。此须平衡《立法法》第12条的关系，根据《立法法》第12条规定的禁止授权事项，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包括以下内容：其一，宪法或者法律明文规定应由法律规定者。

二是被授权机关必须是国务院。[22]我国在房地产税试点改革中，制定具体实施细则的职责交由试点地区人民政府，将征收管理模式和程序交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试点地区人民政府， [23]这在实际上属于转委托。

作为一个明确、广泛的法现象，授权立法源于现代事务的复杂性、专业性、紧急性，立法机关力有不逮，将本属于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事项授权给行政机关，在预先规定授权目的、事项、范围、期限等前提下，保留事前和事后监督的权力。(二)同意权之保留在现代民主国家，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其对所授出的立法权保留同意权，由议会中的各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由于法律并未对港澳律师在内地执业问题作出规定，开展相应试点工作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7号,第1316页。

这也是适当性和合理性的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仅就特定事项授权，而非所有事项。

后者乃入罪的标准，攸关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应严格奉行罪刑法定主义，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不应授权行政机关，否则构成违宪。应及时修法，将报告制度写进相关法律之中，包括《全国人大组织法》《立法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

立法审查是各国议会委员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立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的是提高立法质量，确保宪法秩序统一，并在立法技术、语言等方面实现科学、严谨、准确、规范和统一。授权是立法机关将本属于法律的事项委托给行政机关，因而是临时的，待时机成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收回立法权，将授权立法上升为法律，故授权须有期限，而非永久。

这是因为，立法权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机关不能将人民委托的事项全部授予行政机关，否则属于逃避立法。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但是，狭义的授权立法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授权，其规范依据是《立法法》第12条，该条规定：本法第11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狭义的违反法律是指违反比例原则。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授权立法的事前审查是其作为专门委员会的法定职责，目的是监督授权决定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秩序。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其标准是自由贸易港的各项具体指标。

2021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全国人大组织法》)第39条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法律草案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实践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查授权立法决定是立法机关同意权保留之体现。

其三，授权范围须是本属于法律的事项。[21]为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早期不承认授权立法，一再宣布国会授权立法是违宪的、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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